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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禅——连载长篇纪实文学

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------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(八)“反右倾”  

2011-01-14 11:32:4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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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七月,随着中央发布了“7.3”、“7.24”布告,要求制止武斗,实行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,“复课闹革命”,收缴武器弹药,管制刀具,市面上的形式迅速好转。空军出动了直升机,在城市上空散发传单,红红绿绿的传单漫天飞舞。大街上显眼的地方都张贴了布告,人们争相传阅。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了企业、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。短短的一个月内,企业恢复了生产,学校恢复了上课,机关恢复了办公秩序,部队恢复了带枪执勤,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全部停止了活动。一切都进入了有序的平静,看来是人心思定了,好像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,那么自然,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动乱。

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威望真高,收放自如,这么大的国家,这么多人,他老人家一句号令,形势马上就改观。景仁打心底佩服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把握形势的能力。

年底,为了迎接党的九大召开,各级党组织先后召开党代会。

党代会主要是组织部的工作。军区筹备党代会,景仁忙得一塌糊涂。代表资格审查、各种先进典型材料,大会的工作报告,都要紧锣密鼓地准备。

工作繁忙,景仁的脑血管痉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,加量吃去疼片都不管用了。

上班就用一条布带勒紧头部,有时疼得用拳头、书本击打自己头部。晚上,让邓玲擦上驱风油,用力掐捏头部,额头都擦破了都止不了疼。这种病实际上是因为脑血管神经痉挛收缩,造成氧气供应不足,大脑局部缺氧造成的,中医理论说,痛则不通,通则不痛。而思考问题,起草和修改文件大脑都会大量地消耗氧气。

起草军区党委的工作报告,专门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,都是各部门抽调的写作能力强的干部,既有分工又要合作。连续几稿下来,军区党委都没有通过。写作组的同志天天都加班加点地干,饭吃不香,觉睡不着,有些急躁,在一起议论说,

这个报告到底写成什么样,领导才能满意呢。我们可是像绣花一样,每个字都掂量过才写上去的,每一个段落都是反复推敲了的,每一句话都有上级的依据,这个工作真他妈的不是人干的活,在这样下去,我们都要成精神病人了。

景仁心里明白,机关的重要会议的文稿,通常情况下,不到开会作报告的那一刻,都是要进一步修改的,什么时候决定开会了,这个文稿也就完成了。再好的文章,拿出来评判,都能找到不足之处,都可以提出修改意见,当然,有些修改意见是不足取的。自己当过主官,深深理解这些“秀才”们的苦衷,但这样的话也不能对他们说,要是说出来,大家岂不是要消极怠工了。他还是劝说大家,

文章是越改越好。景仁从挎包里拿出一本《古文观止》,这本书,收集了古代各个朝代精选的范文,景仁非常喜爱这本书,“破四旧”时他把这本书珍藏起来。这本书他不知道看过多少遍,书角已经有些磨秃了。

你们看古代的公文写作,那叫一个精辟,任何一个字,九牛都拉不出,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。不论是叙事还是说理,有理有据,逻辑性极强,一气呵成。俗话说,出力长力,出智慧长智慧。呵呵,我看呀,你们写好了这份报告,都是文豪级的了,都是领导手中的宝贝疙瘩,我都羡慕的不得了,眼红你们啦。今晚大家放松一下,我请大家喝酒聊天。景仁许愿了。

大家被景仁一席话逗乐了。发完牢骚,活还是要干好的。景仁了解这些“秀才”,说几句好话,提出个样板,再搞点“物质刺激”,思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晚上,景仁掏钱叫伙房炒了几个菜,买了几瓶“二锅头”,与“秀才”们喝酒,这些“秀才”的酒量不行,好几个都被景仁灌倒了。这时,军区值班室打来电话,通知景仁马上到军区荣副政委办公室开会。景仁看看表,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,心里直犯嘀咕,这么晚了,开什么会,不是又出了什么事儿吧。

景仁告辞“秀才”们,急匆匆赶到荣副政委办公室。看见政治部梁副主任、楚副主任和几个学习班的领导都在,荣副政委的脸色很难看,心情忐忑,就在靠门口的座位上坐下来。

景仁,你们六支部是怎么搞的,601审查对象公开喊“专案组万岁”,你们这不是敌我不分嘛,还有那个601专案组的丰组长,简直就是跟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嘛。荣副政委劈头盖脸地甩过来一句话,让景仁是丈二金刚,摸不着头脑。

这段时间,我一直在忙筹备军区党代会的工作,学习班那边好久没去了,如有这些情况,我马上回去了解一下,再向您汇报。景仁有些不自然地回答。

你们一个两个都说工作忙,学习班的工作就不重要吗,你们这是玩忽职守,啊。

不是叫你两边兼顾的嘛,学习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,你会竟然不知道。梁副主任帮腔地说。

景仁知道,梁副主任是在推卸责任。让景仁集中精力筹备好军区党代会的工作,是梁副主任亲自交代的,并说,开好党代会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,学习班那边有楚副主任负责,他是书记,你只个是副书记,离了你,那边的工作一样可以开展。

但这个时候是不能顶撞领导的,更不能揭领导的老底,俗话说,官大一级压死人,他在上级面前责怪你,是要你替他承担责任,就是天要天塌下来你也要自己顶住,这个时候顶撞领导,说明情况,他会记恨你一辈子的。

是我工作没有做好,我做检讨。景仁大声说,肚子里却气鼓鼓的,心想,这样的领导,见成绩就揽,见责任就推,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事真是难受呀。景仁的心里就像打翻了酱醋瓶子,五味杂陈。

你们六支部的审查对象都是反党篡军夺权集团的重要人物,他们利用群众运动,打着红旗反红旗,搞一套形左实右的把戏,操纵群众,组织武斗,搞乱军队,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,完全是敌我矛盾。对待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给他们办学习班,不是叫他们来疗养的,是对他们实行专政。这个丰组长,完全是立场问题,跟审查对象穿一条裤子,这是你们这些书记、副书记失职,我看,你们回去马上宣布撤他的职,不要他当组长了,组织专案组批斗他,好好查查他有没有给审查对象通风报信的情况。通过这件事,你们六支部要好好组织学习,好好地反右倾,你们书记副书记要带头清理自己的右倾思想。你们简直是让审查对象翻了天了,太不象话了。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。荣副政委拍了桌子。

这事儿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处理丰组长,恐怕不合适吧。景仁觉得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再下结论。

还调查什么,你看看,这是他们组的同志写的揭发材料。荣副政委把几页纸甩给景仁。

景仁看了一眼材料,是内鬼告发丰组长的,有些人想升迁,就千方百计地搞掉自己的上司。但上级仅凭一纸告发材料就处理干部,这也未免太轻率了。景仁还想分辨,坐在旁边的楚副主任拉了一下景仁的胳膊,示意他不要再说了。

我看这样,这件事儿,我们回去按照首长的指示抓紧处理,处理情况再写个报告给您。楚副主任圆滑地说。

我看,群众的揭发很对,最重要的是你们领导的思想右倾,你们要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头脑里的右倾思想,不然怎么带好队伍。荣副政委又补充说。

景仁知道荣副政委是针对自己说的,挨领导批评这又不是第一次,也就忍了。

从荣副政委办公室出来,景仁问楚副主任,

楚副主任,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。

我也是刚才听说的,这一段时间,我也不在学习班,刚才你没来之前荣副政委已经批评过我了,我说不清楚,荣副政委才把你叫来的。楚副主任说。

原来,自从上次专案组对601审查对象捆绑之后,景仁要求各专案组整顿作风,加强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,不准打骂和体罚审查对象。丰组长担心再次出现问题,在安排生活和对待审查对象的态度方面明显改善,这样就引起了下面工作人员的不满,这些抽调来办专案的人员本身就是部队文艺团体的造反派,他们认为六支部整顿作风的行为是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,便向军区党委和分管常委写了揭发信,造成了这次“反右倾”风波。

景仁在延安时期,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延安整风运动,但整风教育活动中,还是了解一些,那时有些过火的行为,整了一些好同志,被称为矫枉过正,毛主席还批评过一些人,对革命同志搞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,伤害了一些好同志,所以,历次运动中,对待干部审查问题总是慎之又慎。

六支部的审查对象,都是抗战初期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,那时的知识分子出身都是富裕人家,参加革命前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没有查清,在这次运动中,他们受到极左思潮影响,虽然犯有策划和组织地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,搞大规模武斗的错误,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年代,主动投奔革命,在艰苦的战争年代,出生入死,做了大量的工作,对革命是有贡献的,只要他们没有受到审判定罪,还是应该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,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。景仁是这样认为的。

那个年代,思想右倾是令人生畏的帽子,一旦扣上右派这个帽子,个人的政治生命就算结束了。景仁对此也是心有余悸。

楚副主任带着景仁连夜赶到学习班驻地,马上召开紧急会议,传达荣副政委的指示,宣布撤销丰组长的组织职务,反省检查。布置全体办案人员进行三天的思想检查,发动群众提意见,纠正队伍中的右倾偏向。并要求景仁尽快拿出管理审查对象的方案,从严管理,要求各专案组大战三个月,一定要突破关键问题。

景仁当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和检查,承担了责任。

景仁了解当时的情况,觉得丰组长的问题并没有揭发信所说的那么邪乎,只是对手下的办案人员要求的严格一些,对待审查对象的态度和蔼一些,尽量满足他们生活上的正当要求,这也是当初景仁要他们整顿时提出的要求,这样一来,丰组长成了“替罪羊”,景仁打心底觉得内疚。

景仁为丰组长的事儿专门找了荣副政委解释,请求宽待丰组长,取消对他的批斗和审查,恢复组长职务,荣副政委没有同意景仁的意见。可能是担心景仁袒护他,荣副政委就指示楚副主任把丰组长调离了六支部继续审查。

上级又把被军事法院判刑的三个人交给六支部管理,说是他们的犯罪与六支部审查对象的问题有联系,没有查清这边审查对象的问题,他们先不送监狱服刑。

按照当时的政策,判刑人员属于敌我矛盾,管理上有很大的不同。景仁按照楚副主任的指示,组织人员编写了学习班六支部对审查对象管理规定和纪律,送楚副主任审阅后,报军区荣副政委批准实施。

实施严管措施,个别办案人员办案时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。景仁也听说了,但慑于“思想右倾”的帽子,也不敢多说。事后的一天,景仁巡查时,隔着门缝看见602审查对象歪着脖子很不自然,就把专案组组长叫出来,问他,602的脖子是怎么回事,组长回答道,

是办案人员小马要他低头认罪,他就是不肯低头,小马就按他的头,结果把他的脖子拧了筋,问题不大,就像是睡觉不注意,落枕了一样,我已经找卫生员要了伤痛膏,贴上一两剂,过一两天就好了。

景仁知道这些办案人员是文艺团体的造反派,当面批评办案人员又会被认为是思想右倾,更不能要求他们整顿作风,也不好说什么,只是对李组长说,

办案工作规定了不准搞“逼供信”,不准搞体罚,不准打骂审查对象,你是组长,要掌握好政策,该提醒的要提醒一下,该制止的要制止,不能让办案人员由着性子来,不然跟国民党的作风有什么两样。

这些人真难管,我都说了,他们也不听,说重了,又担心他们写信到军区领导那里告我,你看,我这个组长真难当呀。李组长有些沮丧。

军区领导听取办案情况汇报时,景仁汇报了这个情况,再次建议更换一些素质好的机关干部接替办案工作。刘政委听了没有表态,荣副政委笑着说,这也没啥大不了的,专案组的人对情况比较熟悉,不要老是换人。

景仁自从办案工作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,说话也谨慎多了,虽然觉得学习班的管理是个大问题,但有苦难言,领导听不进,也只好服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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