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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禅——连载长篇纪实文学

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------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(二十三)山重水复  

2011-05-31 11:25:3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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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景仁隔离审查初期,邓玲心急火燎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找省军区领导,领导推说工作忙不得见;要求探视景仁,又有许多清规戒律,打报告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,难得一见。

邓玲往省军区机关里跑得多了,对政治部的一些干部也混得了脸熟。开始,政治部的干部还是有些避讳,不敢与邓玲交谈,后来发现景仁的问题并不是像当初说的那么一回事,也就不像当初那么躲避邓玲了。

政治部的王秘书接触景仁是最多的,几次跟着景仁下部队蹲点、搞调研。景仁主持机关一些重要的文稿的撰写,王秘书也经常参加。景仁被隔离审查,专案的许多材料是都经过他转交给省军区领导,因此,他对案情更为清楚。

邓玲每次要求探视的报告都是送给王秘书转办,询问审批的情况也是找王秘书。接触多了,也有机会和王秘书谈起景仁的为人和工作情况。王秘书是个深明大义的人,对于一些整人的做法也看不过眼,对景仁的遭遇深表同情。他对邓玲谈起了景仁调来以后的情况,

景仁副主任调来省军区工作,确实不一样,不愧是大机关下来的,办事严谨,文字把关很严。深入基层,深入群众,对机关的作风带来了很大转变。他对机关的干部很和气,平易近人,从来不轻易批评下属,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与大家交流,让大家在交流中得到启发和提高。虽然景仁在政治部副主任中排行第九,但省军区领导把政治部的大事小事都交给他去做,一些像下属单位的领导班子整顿,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这些难事,凡是交到他的手上,都能迎刃而解。领导还把一些琐碎的事物性的工作也交给他去办,就连省军区大院里竖一根旗杆这样的小事,都指定他负责。景仁也从来不推脱,事无巨细,他总是事必躬亲,亲历亲为,努力把事情做得最好,现在有这样的干部真是难得。

那有什么用,到头来还不是经常要挨整。像他这档子事儿,一整就是七八年,人生有几个七八年呀。邓玲抱怨地说。

王秘书沉思了一会儿,又对邓玲说,

依我看,组织上对景仁采取隔离审查措施,是完全不应该的,你可以提出申诉呀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写申诉材料呀。邓玲显得有些茫然。

我来帮你写申诉材料。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了,号召解放思想,要求废止办专案审查干部的方法,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刚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》这部法律,在这部法律的说明中,申明了“监护审查”“隔离审查”“办群众专政学习班”等做法是“四人帮”破坏社会主义法制,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,必须迅速纠正。我看呀,这些中央的精神,对于景仁解除隔离审查是个好时机。我写好以后,你抄一份送来,我负责帮你转交给省军区领导。王秘书鼓起勇气地说。

那就太感谢你了。邓玲感到了一丝希望,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

第二天,王秘书就写好了一个稿子,邓玲拿来一看,标题是“请按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》审查景仁问题的报告”,报告里大量引用了中央的精神,指出隔离审查的非法性,并提出了几点要求,一是恢复过去的审查办法,回家继续审查;二是如不能回家就要改变看押方法,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给景仁一定的自由,例如允许在室内活动,在住房周围散步,改善室内照明,满足看书写字的需要;三是由于景仁长期患有冠心病、脂血管神经痛、血管痉挛、胃溃疡等病,需要诊治,应对他的病情做定期检查和诊治;四是家属在非办公时间探望应不受限制,更不应该监视监听,要做到既不株连子女,也要相信家属子女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。

这个报告虽说提出的要求不高,但邓玲已经觉得很满足了,邓玲连夜抄写了一份,第二天一上班就给王秘书送去。可是,这个报告呈上去,却是泥牛入海了。

邓玲找到王秘书询问,王秘书摇了摇头苦笑地说,

景仁的案子是大军区连新生副政委亲自抓的,省军区无权决定改变审查措施。我看他这个人,好像是要公报私仇似的,自己当初挨过整,像要把过去的怨气全部撒在景仁身上,而且是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呀,真是无可奈何,想不到我们的高级干部中,竟然还有他这样的人。

此后,专案组对家属探视要求不但没有宽容,反而卡得更严了,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家属探视。孩子们陆续从外地回来探亲,要求探视父亲,十几天的探亲时间,也只准许探视一次,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。

在这个时期,专案组对景仁的审查逼得更紧,景仁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。他在草稿纸上很无奈地写下了一段话,

我能记得起来的情况已经都写过材料,要我写新的较大问题,确实回忆不起来还有哪些。写什么呢,如何下笔?真是为难死了。不写吧,又说是态度问题,只有把以前写过的再重复写,不然怎么办呢?

看来,不管怎么样,他们始终是要以“态度不好,主要问题没有说清”来处置了。

真是没办法,我过去的工作中讲过的话那么多,如何能每句话都记得清。笼统地认错又说不行,真是急死人了,如何办好,近几天头痛病连续发作又不敢说。我写什么,怎么写呀?真愁,怎么办,怎么办,怎么办------?

我只有把记得的事情再重复写,按问题罗列。

不过,即使写了,他们依然还是说不行。

这是当时景仁苦闷心情的真实写照,一种无奈的沮丧,一种无法抗争的苦恼。

隔离审查期间,专案组逼的最紧的主要是四个问题:

1、景仁两次到北京向黄司令汇报办案工作的问题,尤其是第二次汇报,是受谁的指使。这个问题,景仁多次写过材料,是根据军区党委讨论案件时作出的决定。专案组说,他们查过了会议纪要,查不到文字记载。

 2、景仁等三人到北京监狱提审总部的一个涉案人员时,故意冒充是中央派来的人,采取欺骗手段获取口供问题。这个问题,景仁把当时审讯工作的原委都说的很清楚,并不存在欺骗和冒充的问题。专案组拿出了一份揭发材料,这个材料说,“景仁自称来头很大,说毛主席要救你,不然不会让我们来做你的工作”。实际情况是,当时针对审讯对象办过专案,有反侦查能力,景仁组织审讯小组研究对策时提出,我们可以把来头搞大一点,在气势上压倒对方,以利于审讯工作开展,这只是一种审讯的技巧。在审讯中,景仁并没有说自己是什么来头。在启发对方忆苦思甜时,对方讲到自己过去是个苦孩子出身,是毛主席领导革命,救了他和他的全家。景仁便乘势说,“毛主席说过,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。我们来找你,也是贯彻毛主席和党的政策,也是为了救你”。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冒充中央派来的,这简直是“打边炉”(方言:吃火锅)与打屁股,都有一个“打”字,但这个打与那个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。其实,这个问题只要查一下当时的审讯记录就可以搞清楚当时的情况。

3、关于制定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和打击坚持正确办案方针的602专案组丰组长问题。这个问题,景仁也多次澄清,制定严格安全保密措施,是根据军区分管领导的指示,由办公室的同志起草,经党支部集体研究,并报军区审定核准执行的,并不是个人行为。对丰组长的打击问题,事实则刚好相反。丰组长是因为在办案中,容忍了手下对审查对象的一些粗暴行为而受到了景仁的批评教育,在后来的办案工作严格按照政策办事。一天,602审查对象不肯吃饭,丰组长交代厨房做了一碗面条给602送去,602当时就说了一句玩笑话,“专案组万岁”。这事儿被好事者告到了军区分管领导那里,军区分管领导认为这是右倾立场问题,指示要批斗丰组长,并调离专案组。景仁觉得这样处理对丰组长很不公平,几次去为丰组长讲情,还受到了上级的批评。

4、关于对于审查对象的问题在没有查清以前,要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,景仁只是在党支部会议上传达军区专案会议上一个分管领导的讲话,只要一查会议记录就会搞清楚。

景仁是搞过专案工作的,早就看出了专案组紧紧抓住这几个问题不放,是有其目的的。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有上挂下联的嫌疑,是阴谋集团的骨干;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搞逼供信的那一套;第三个问题是说你搞残酷斗争,第四个问题是说你先入为主,先搞定性再找证据,违反了办案规律。把这四个问题联系起来,可以编造出一个圆满的谎言,就完全可以整倒你。

景仁知道,这是一个事先预谋的圈套。必须要澄清事实,还事实真相的本来面目。但是,按照景仁当时的处境,他深深地感到力不从心,他已经感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冬天来临,不免有些不寒而栗。这时,自己就像是别人砧板上的肉,任人宰割。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,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,真理何在,党的干部政策何在,天理何在。真是山重水复,路在何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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