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仁参加完大审判作证后，回到家里，已经快要过春节了，小孙子已经出生100多天了，他还没有来得及与第三代亲热一下，就被专案组叫到办公室，专案组拿给景仁一份对他的问题的审查结论处理报告，报告的结论中提出，“景仁犯了严重政治错误，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”
这份结论处理报告写得很粗糙，可以看出，专案组为了尽快结案，没有经过严密推敲而仓促整理出来的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。报告中罗列了景仁不少罪状，但基本上都是在专案中已经查清，完全不属于景仁责任的问题，这个报告仍将这些问题全都罗列入在景仁的名下，显然是为了对景仁进行组织处理找依据。
景仁看了这份结论处理报告，显得非常生气，对专案组的人提出了质问，
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实行实事求是的路线吗，你们这份结论报告是执行中央的这条路线的吗。你们对我已经进行了七年多的审查，在这七年多时间里，能够核实的情况究竟有多少，我应该负责的事项有哪些，难道你们真的不清楚吗？你们罗列了一大堆罪状，有哪一条是属于我的责任，你们自己扪心自问，说的明白吗？这样的结论我不会签字，我会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。景仁说完，转身离开了专案组办公室。
景仁回到家里，思来想去就是不理解，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要贯彻中央的实事求是路线，但做起来怎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，怎么一点按照实事求是路线办事的影子都没有，这不是整人又是什么呢。由于气血攻心，寝食难安，景仁的偏头痛和肠胃病同时发作，几个月都无法止住，整个人消瘦的不成人样，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跑似的。
这是一个难熬的夏天，景仁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一直以来，忠心耿耿、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，执行上级党委的决定和政策，坚持原则，不徇私情，耗费了大量精力，不仅很长时间不能和家人一起生活，还常年带病坚持工作，累垮了身体。为了配合查清军区的问题，在长达七年多的审查过程中，他始终坚持实话实说，实事求是。尽管上级决定对他采取了像隔离审查这样严厉的措施，他也是理解，积极配合的。但在所有的问题查清以后，到头来竟然却是这样一个结果，他想不通，也无法理解。
为什么在运动中，军区的一些高层领导，不顾军委的三令五申，不顾党的纪律，进行了大量的非组织活动，甚至于躲在群众造反组织的总部里，两次挑动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地冲击军区机关，进行“打砸抢”，多次挑起和策划群众造反组织大规模武斗，造成天下大乱，给部队和地方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的人，后来反而成了“英雄”，没有受到任何的组织处理。而自己是一贯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办事，坚决执行上级党委的决议和政策，却要承担政治错误的责任，受到严厉的组织处理，这里面还有是非曲直吗？这里面还有党的政策吗？这里还有正义吗------？一连串的疑问，又怎能叫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舒心。
半年后，专案组拿出了对景仁审查结论处理报告的第二稿。专案组来了两个人，拿着第二稿来找景仁，并说，
这份审查结论处理报告是经过省军区党委讨论的，与第一稿相比，我们已经作出了重大修改，你看看，有什么意见和问题，可以书面或者口头上实事求是地提出来。
景仁拿过来一看，仍然是一份换汤不换药的结论处理报告。虽然这份报告在措辞上缓和了不少，但在本质的问题上，却不去区分责任，一股脑地全部扣在了景仁头上。原来在第一稿中写的，已经完全查清楚的事实，根本不属于景仁的问题，也继续罗列其中，甚至有些是无中生有，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，也强加给景仁。景仁对这个审查结论的第二稿，仍然表示了自己的不满，再一次提出了申诉意见。
景仁对审查结论第二稿提出了非常详尽的书面申诉意见。景仁利用专案组在对自己长达七年多的审查当中，已经查明的事实，对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中提出的每一项结论意见，都进行了详细阐述，充分指出了这份报告的不实之处。
应该说，景仁的申诉是有分量的，阐述的事实是有理有据的，完全是是非分明的。这一点，专案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，但他们不是决策人，他们也只能奉命行事。
之后陆续出了第三稿，第四稿------，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，事实上与他们也是在真理与上命之间苦恼和奔波，但这些都不由得他们去自主判断和决定。
这个审查结论处理报告的最后一稿，专案组把原来罗列出的四个方面“罪状”，去掉了第一和第二、第四个“罪状”，而把保留的下来的第三方面的“罪状”，又把它拆分成了四个问题，仍然是保持原来结论，“犯了严重政治错误”，保持原来的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”决定。
保留下来的第三个问题，主要是，景仁在办案中执行了军区领导的错误指示，使被审查的干部受到迫害的问题。
在办案中执行了军区领导的错误指示，这是个很抽象的问题，试想一下，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，当时军区的干部，谁能不按照军区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办事，谁有先见之明，当时军区的领导的这些指示就是错误的。而且这份报告，只写了景仁在办案中执行军区领导的错误指示的一面，而没有写景仁在执行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办案方针政策，依法依规办案，不准搞逼供信，不准搞体罚，并多次批评教育办案人员违反政策的举动，纠正在办案过程中的各种不正之风的一面。因此说，这份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仍然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景仁心想，军区原来的领导如果确实存在整人的意图，那肯定是不对的。但自己奉上级命令办的专案所审查的对象，他们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，在运动中无视党纪、军纪，搞非组织活动，与当时的中央运动小组成员，后来被揪出来的所谓“小爬虫”王、关、戚秘密串联，策划和组织了群众造反组织，冲击军区机关和挑动策划群众造反组织大规模的武斗，大肆进行“打砸抢”活动，造成了巨大损失，对他们在运动中的问题进行立案审查，查清他们的问题，这个工作，不论是放在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是正确和必须的，何况，自己都是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和党的政策办事，及时纠正办案过程中出现的偏差，这根本说不上是犯错误。如果军区党委在路线上存在错误，那也是由军区党委承担责任，不可能让全军区的干部都来为这个错误接受处分。当年红军长征时，红四方面军犯了路线错误，也主要是由张国焘负责，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并没有指责，更没有因此给他们处分，这才是党的政策呀。
景仁苦苦思索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为什么四大“罪状”去掉了三个，剩下的一个“罪状”也不是实事求是的，即使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罗列的全部都是事实，与去掉的三个问题相比，并算不上是什么大问题，但仍要坚持给予自己原来定下的结论和处分，这里到底有什么“猫腻”。
其实，答案只有一个，现在“翻了烧饼”。过去你在台上，算我倒霉，现在轮到我在台上了，我想怎样搞你就怎样搞你，你就自认倒霉吧。凡是过去的事情一概不对，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一律否定。我说你有错误，你就是有错误，你认也好，不认也罢，我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。有理没理，只有我说了算，这就是当时有权势的人的一种逻辑。
这些事竟然发生在我们党已经确定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之后，这就是军区有些人一直标榜的“实事求是”的路线。
景仁终于想明白了，给自己下这个结论和给予这个处分，是上面已经事先定好的框框，不管你有没有错误，或者有多大的错误，这个处分是一定要加到你的头上的。而且，在军区的机关干部中，要享受这种“待遇”的不止自己一个人，而是一批人，自己这是在劫难逃，再去申诉只能是自找苦吃，自寻烦恼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。
景仁陷入了深深地苦恼之中。他思虑再三，提笔给当年的老旅长王胡子写了一封信，向他老人家述说自己的冤情，以求得到帮助和指导。但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，家属在他去世后整理遗物文稿时发现了这封信。到底他当时是怎么想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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